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24年5月27日，中央局就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总强调，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多措并举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当前，中国约有3亿农业转移人口，他们作为城市的新来者，主要分布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面临迁移摩擦、信息壁垒和就业歧视，导致就业机会有限、就业稳定性较低，就业质量也相对偏低。社会网络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获取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但在城镇化加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关系重塑的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逐渐分化为城市乡土网络、城市本地网络及其他网络，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改变了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作用模式。

　　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资本，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其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然而，当前中国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研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关注不足，关于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网络结构对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研究依然有限。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基于动态视角从薪酬福利、就业能力澳门皇冠休闲娱乐、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五个维度构建了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实证考察了城市乡土网络和城市本地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

　　第一，将社会网络纳入农业转移人口从传统部门到现代部门就业的两阶段模型，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其如何影响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根据关系强度将社会网络分为城市乡土网络、城市本地网络及其他社会网络并展开实证检验，深化了社会网络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研究。

　　第二，在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标的构建方面，本文突破了以往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充分就业测度不足的局限，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就业能力、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五个维度构建了高质量充分就业指标，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进一步丰富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指标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薪酬福利、就业能力、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五个维度纳入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不仅拓展了就业质量指标的理论框架，还为高质量充分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对策启示。

　　第三，从人力资本促进效应、就业匹配效应和社会认同效应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网络影响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机制，为理解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影响提供新视角。

　　第四，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网络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揭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质量就业的调节作用，为在数字经济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基于Bütikofer & Peri(2017)的研究，构建了一个探讨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在传统与现代部门间就业选择及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理论模型。模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两个部门最初具备相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但二者在就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传统部门的就业效用主要依赖于个体在该部门的财富、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而现代部门则因就业转型成本较高(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而使得个体需权衡两者之间的效用差异，同时这些转型成本也受到人力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影响。模型指出，当现代部门的预期效用超过传统部门的效用加上转型成本时，个体才会选择进入现代部门。进一步分析表明，较高水平的社会网络能够降低个体转型的门槛，因为它既能提升就业回报(具有生产率增强效应)，又能降低工作搜寻和心理成本(具备成本降低效应)。两种类型的社会网络在推动高质量就业方面作用不同：生产率增强型网络更能提高就业“分类”强度，从而促进高质量就业，而仅具成本降低效应的网络虽能增加转型概率，但不直接改善就业质量。由此提出假说：不同社会网络对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

　　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进一步阐释了社会网络影响高质量就业的三个途径：首先，社会网络通过传递新技术和信息，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参与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其人力资本；其次，社会网络通过非正式求职和推荐方式改善就业匹配，降低信息不对称，使得获得的工作在起薪、任期和整体质量上更具优势；最后，社会网络还能够增强个体的社会认同感，改善其在就业市场中的融入程度，进而提升就业质量。基于此，分别提出了社会网络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改善就业匹配和增强社会认同来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假说。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被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随着数字中国和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互联网普及降低了信息传递和搜寻成本，加强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网络的积累和更新。数字经济不仅提升了就业匹配效率，还通过促进强关系与弱关系的有机结合，增强了个体的社会资本，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对数字经济的适应性存在差异：城市本地网络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红利提升就业质量，而乡土网络则因异质性低和风险规避性强而适应性较弱。因此，提出数字经济在调节不同类型社会网络对高质量就业影响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本文采用非农就业表示充分就业，农业转移人口在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就业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从静态维度(高薪酬福利、强就业能力、合理工作时间、高稳定性和完善的权益保障)和动态维度(收入持续增长)两方面度量高质量就业。具体来说，本文从新酬福利、就业能力、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五个维度选取七个指标,构建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户口不仅影响公共服务的获取，还反映个体与当地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在关系强度方面，同乡网络通常基于血缘和地缘，具有较高的承诺和关系强度，而本地人网络则基于业缘和兴趣，呈现开放性和市场化特征。CMDS询问被调查者在业余时间的主要交往的对象(不包括顾客和亲属)，回答“同乡(户口迁至本地)”的为城市乡土网络，取值为1，否则为0；回答“本地人”的为城市本地网络，取值为1，否则为0。

　　在考察人力资本促进机制方面，本文通过是否参与技能培训来衡量。根据问题“您有没有参加过政府、单位或专门机构组织的工作技能培训”设置虚拟变量，接受技能培训为1，未接受为0。在分析就业匹配机制时，以工作任期时长衡量工作匹配程度。工作任期时长通过调查时间与“您何时开始从事现在工作”问题的时间差来计算。在考察社会认同机制时，通过是否被本地人接受来衡量。根据问题“我觉得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设置虚拟变量，表示同意的受访者取值为1，否则为0。后文实证研究中，“参与技能培训”和“工作任期”变量来源于2011年数据，“被本地人接受”变量来源于2017年数据。

　　参考赵涛等(2020)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本文采用熵权法测算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并采用对数形式。目的地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越高，说明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本文尝试采用三种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1)工具变量法。以人口密度标准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地家谱数量作为宗族文化浓厚度的代理变量。第一阶段回归为宗族文化浓厚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表示农业转移人口户籍省份；衡量农业转移人口户籍省份宗族文化浓厚度，采用以人口密度标准化的户籍地家谱数量作为其代理变量，为了消除宗族文化浓厚度与社会网络同期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采用滞后一期的宗族文化浓厚度作为工具变量；

　　（2）遗漏变量调整法。Oster（2019）提出在对可观测变量的选择对不可观测变量的选择具有信息性的假设下（用

　　是包含受限控制集合的回归的系数和。该近似公式指出：当包含的控制变量使得系数变化较小而增加较大，结果更稳健。Oster（2019）提出了两个检验方法：第一个检验假设加入控制变量后增加130%，并且未观测到的时间冲击至少和已经观测到的变量同样重要（即

　　（3）利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检验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设置第一阶段为就业选择方程，以农业转移人口是否非农就业作为选择变量，控制变量包括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以及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第二阶段以高质量就业为结果变量，以社会网络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模型中加入逆米尔斯比值来控制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选择效应。

　　为考察不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差异，本文将数字经济与社会网络的交互项纳入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的调节效应。设定以下方程：

　　随着城镇化推进，户籍制度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塑深刻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从而对其劳动力市场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作用呈现新特征。为探讨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数字经济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社会网络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与高质量就业的理论模型，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城市统计数据，从薪酬福利、就业能力、工作时间、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五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就业指标体系，实证分析城市乡土网络和城市本地网络对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检验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网络对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城市乡土网络显著促进了农业转移人口充分就业，而城市本地网络显著推动高质量就业。第二，城市乡土网络主要提高了薪酬福利和社会保险；城市本地网络则全面改善了薪酬福利、就业能力、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险。第三，城市本地网络通过增强人力资本、优化就业匹配和提升社会认同促进高质量就业，而城市乡土网络则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增强社会认同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第四，数字经济显著推动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就业，但降低了对传统乡土网络的依赖，削弱了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乡土网络作用，对开放型城市网络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

　　首先，应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完善社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中心，提供培训、卫生服务、社区选举和公共事务讨论等社会融合措施，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建立社会网络的成本，推动构建基于业缘和趣缘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提高社会流动性。

　　其次，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聚焦新兴业态和用工短缺行业，持续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扩大职业院校招生规模，支持企业开展学徒制培训，持续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和就业能力。同时，进一步扩大养老、失业和工伤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放宽社保参保的户籍限制，加强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完善统一的信息服务平台，提高社会保障的普及性和适应性。

　　此外，通过社区活动和文化服务增强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认同感，助力其实现高质量就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广数字化就业服务平台，激励农业转移人口利用数字化手段构建新型社交网络，提升其在现代劳动力市场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付明辉,刘传江. 社会网络、数字经济与农业转移人口高质量充分就业[J]. 劳动经济研究,2025,13(1):131-159.